题图：歌手易知难，摄影：肖全
我从来不会怀念任何年代，
我觉得现在挺好。
——芒克
回不去了
文 | 赵原野
来源 | 最人物
01
回到久远的八十年代，北岛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号，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，冯骥才住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……他们的家不过几站公交车的距离。
那时，一壶酒就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，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与单纯。
没有互联网、没有手机，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国外诗集，蹬着三轮车就聚到了一起，坐在路灯下的马路边，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诗歌。
展开剩余95%以北岛、海子、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们，在激情澎湃的时代，将自己的生命与理想无所保留地投进了诗歌中。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，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就十分美好”。
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，见证着80年代初文学青年掀起的热潮。
1973年，芒克写下那句著名的诗句：
太阳升起来，
天空血淋淋的，
犹如一块盾牌。
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，
没有人来问我，
没有人宽恕我。
年轻时的芒克
那年，顾城开始学习画画，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。
期间，他回到北京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、借调编辑，在《北京文艺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报刊零星发表过作品。
1977年，顾城在《蒲公英》上发表诗歌，引起剧烈反响，之后与江河、北岛、舒婷、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。
顾城
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，
我想擦去一切不幸，
我想在大地上，
画满窗子，
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。
写作的人是敏感的。
在顾城写下孩童般纯真的诗句时，远在安徽怀宁县的海子，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。
那年，他才19岁。
如此年轻便成为大学老师，这样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个年代的“成功人士”，然而海子偏偏喜欢写诗。在学校，他是出了名的固执，从不参加活动与会议，独来独往。
海子
“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，和物质的短暂情人”，浓烈的孤独、明亮的真实，海子是一个过于纯粹的诗人。
在政法大学，他的工资被扣到所剩无几，还要挤出钱来给老家的父母与弟弟。
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丰富，反复拉扯着敏感脆弱的海子，他逼仄的屋子里，只有一张桌子、床与收录机。
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
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
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
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
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”
这个热烈而悲凉的天才诗人，最终选择在冰冷的铁轨上告终生命。
没人知道，当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近时，他的脑海中呈现了怎样的画面。他或许在想念自己爱人的脸，他或许根本不屑回望那个精神贫瘠、鸡零狗碎的工业社会。
那年，海子才25岁，他最后的遗言非常简短：
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，我叫查海生，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。
02
回想1986年12月，为了庆祝《星星》创刊30周年，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“中国·星星诗歌节”。
北岛、顾城、谢烨、舒婷……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们纷纷前来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，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，那一张张动人的脸得以留存。
1986年星星诗会，由左到右：舒婷、北岛、谢烨、顾城、李刚、傅天琳
“肖全，我认识你那么久了，你还没给我拍过一张照片。”讲这话的人，是易知难。
1990年，成都。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给杂志写崔健的解说词，一回头，看见易知难倚靠着钢琴在抽烟，神情忧伤，不一会儿眼睛里就满是泪水。
肖全并没有与她交流，也不知她的悲伤从何而来，只是将那个瞬间拍了下来。
易知难 1990年5月 肖全摄
因为这张黑白胶片，易知难走红于成都文艺圈，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可替代的气质，清楚区别于周围其他人。
后来的她销声匿迹，人们都在找她，反复试图寻找易知难的消息。面对想要打探自己平静生活的外界，她只说了四个字：“今昔何惜。”人们所追逐的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难，如今她已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，松开了紧皱的眉，一切都过去了。
除了易知难，肖全镜头下还有一个著名女人——三毛。
那个为了爱情远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，1990年9月，三毛从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几天，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时间，在成都老巷子拍了这个自己仰慕许久的传奇女作家。
拍完照后，她随性地说了句：“咱坐三轮车回去吧。”
三毛是个极度浪漫的人，她曾说：
很多年以后，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，我也偶然想起了你，我们去看星星。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，好像铃铛一样。
三毛与肖全
1991年1月4日，肖全拍完三毛4个月后，三毛自杀了。
她没有留下遗书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她的生命永远留在了48岁。
经历过人生种种境况，才知道生活的卑鄙与残暴，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重重迷雾中，纷纷觉醒，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朦胧派诗人莫属北岛。
对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岛，也许受其父亲影响最大。
北岛的父亲赵济年算得上半个文化人，是茅盾、张恨水、鲁迅的书粉，可见其读书种类之杂。从《红旗》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到《电影艺术》《俄语学习》《曲艺》和《无线电》，可见爱好之广。
北岛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自然成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父亲是他文学记忆的起点。
年轻时的北岛与父亲
物质与精神同样饥饿的少年时期，试图反抗秩序的文革时期，也一直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。
1969年，北岛高中毕业后，到北京城建公司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，过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。直到1970年春天，当北岛和几个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，有位朋友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，给他强烈的震撼，随后开始写诗。
在正式写诗前，他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灯塔、岛屿、船只的意象。
悲哀的雾
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
在房子与房子之间
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
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
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
一只只疲倦的手中
升起低沉的乌云
在北岛离开建筑工地时，好友芒克来到白洋淀插队，次年也开始写诗。
1976年，芒克回到北京，两年后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《今天》，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，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。
北岛是民国生人，芒克是新中国生人。两代人，就差一岁。
两人的笔名，极具戏剧性。
芒克的笔名是北岛起的，因单薄的外表，绰号“猴子”，便起了 Monkey 的谐音字。
北岛的笔名是芒克起的，两人有次在晚上骑自行车，芒克想起北岛是南方人，但一直生活在北方，那时北岛出了一本诗集《陌生的海滩》，里面多次出现小岛，最后取笔名“北岛”。
好友二人先后把《今天》杂志贴在各大文学报社的门口，还有各大高校。
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负责这件事的，是入学不久的陈凯歌。
陈凯歌，1986年，肖全摄
那年秋天，北岛与芒克创立文学刊物《今天》，一个全身落满黄土尘末，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，脸庞黝黑的年轻人，走进了西安建国路71号院的《陕西文艺》。
他是从延安大学前来报到的路遥。
路遥
03
路遥自小生活在一贫如洗的家庭环境中，衣衫褴褛，贫瘠的生存窘态，让他不敢走到人前。食不果腹、被人讥笑，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痛苦的记忆。如此困顿的经历，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主题，始终围绕着农村的知识青年，如何生存的故事。
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路遥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
大家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身上，看见黄土高原的土气背后，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。1977年，《陕西文艺》恢复了刊名“延河”。
路遥有机会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导，他通过文章《病危中的柳青》和《柳青的遗产》，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。在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，路遥多次为柳青扫墓。有一次，他在前辈的墓前辗转多时抽烟沉思，突然跪在墓碑前，失声痛哭。
那一刻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1978年，路遥创作了六万字的中篇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，寄到各大刊物纷纷被退回，最后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经历。
路遥心生绝望，想把自己写的稿子烧掉，万分挣扎后，他最后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，心绪极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，就付之一炬。
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。
没几天，路遥就接到了全国发行量最高的《当代》独具慧眼的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。
秦兆阳热情肯定其创作的同时，指出其不足，与他商量：可以就此发表，但如果愿意修改，请到北京。
路遥背起行囊，来到北京，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，做了认真的修改。
1980年秋天，修改后的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发表在《当代》1980第三期，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这极大地提升了路遥创作的自信，他曾说：
我几十年在饥寒、失误、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，苦苦追寻一种目标，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。
同年秋天，史铁生肾衰竭初发，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，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。
地坛的路面上，留下过无数的轮椅压痕。
史铁生
曾有人问史铁生，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。
他认真思考后，回答：“走投无路沦落至此。”
这不是自谦使然，21岁那年，史铁生提前起进入人生的暮秋——他的腿，不能走路了。
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，躺着从医院出来，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，差点要跟大夫打架。
当年下乡插队时，他只是感到腰部阵痛，吃了药物拖延着。回到北京前，史铁生与好友一同登上了华山，这也许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壮举。
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“透析”的未来，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。
04
两腿初废时，史铁生曾暗下决心：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，哪儿也不去了。
可等到有一天，家人劝说着把他抬进院子，一见杨柳和风，他的决心即刻动摇。
之后又有友人们常探望，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，史铁生的心就越发地活了，设想着，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。
路无法再用腿去走，只能用笔去找。
史铁生
1981年，史铁生发表处女作《秋天的怀念》纪念去世的母亲，震惊文坛，他心想：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，就能看到了。
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，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......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，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。
之后颇负盛名的《我与地坛》，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。
地坛与他建立了某种关系，史铁生坐在其中，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，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。他的一腔笑意下，尽是爱与真诚，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，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。
史铁生经历人生的转变时，余华在忙着对付别人的牙齿。
这年，是余华做牙医的第五年。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，拔掉了一万颗牙齿。
那无数个张开的嘴巴，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。后来，他在散文里写道：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。
彼时，与无数颗陌生的牙齿打交道的余华，不会想到，14年后，自己的小说《活着》会让导演张艺谋大放异彩，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。
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他开始写小说，1983年，余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，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《星星》。
这次改稿回来后，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——这样的机会，他梦寐以求了很久，因为可以喝茶、看报。
年轻时的余华
三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，他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，意外读到了卡夫卡。
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，那种带有先锋性质的写作方式，冲击着他的内心。
余华说：
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，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。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。
随后，受卡夫卡影响，26岁的余华完成了处女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文字锋利却不见血，让人直视其筋肉组织。
余华
很快他就赢得了鲁迅文学院的关注，邀请他到创作研究生班学习，并调到了嘉兴文联，当时他的同学中就包括莫言，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。
彼时的莫言已经发表小说《红高粱》，引起文坛轰动。1988年，由张艺谋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《红高粱》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
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十分有趣，自小在农村长大的莫言见到黑黝黝的张艺谋，以为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，顿时心生好感。
我对张艺谋了解了一番，他担当摄影的《黄土地》我很喜欢。
张艺谋与莫言
开拍之前，莫言把剧组的所有人都请到自己家里去，有张艺谋、巩俐、姜文，也有顾长卫。
因为高密农村的一片高粱地，他们聚到了一起。红高粱有特别的语境意义，就算在最贫瘠的土地上，经历多少风吹雨打，都能埋头成长，生生不息。
莫言、姜文、张艺谋三个男人光着膀子合了一张影，巩俐站在旁边笑靥如花。
由左到右：巩俐、莫言、姜文、张艺谋
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，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。
那一年，张艺谋37岁，莫言32岁，巩俐22岁。
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，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。更没有人知道，多年以后，莫言将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。
电影上映后，在当时一张电影票几毛钱的情况下，最后炒到了10元一张。
37岁的张艺谋凭借这部电影，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一片高密的红高粱连接了他与土地，也让他读懂莫言。
05
1994年，张艺谋又改编了一部经典小说作品《活着》，作者是余华。
他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，向人们展示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惨况。
悲剧接踵而至，令人无法喘息。
在余华的作品里，经常会有血腥、绝望的场面，他一反之前文学世界里的温情脉脉和梨花带雨，而是将悲痛最大化。
张艺谋看中了这部小说里通过福贵一生经历，反映那个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深刻寓意。
最终，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被搬上了国外电影荧幕，取得巨大成功，在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全胜。
电影《活着》剧照
当时只有29岁的巩俐，将朴实的家珍演绎得让人心碎。在她的眼泪与笑容中，我们看见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。
这部电影直接把张艺谋推到了“第五代导演”的主导地位上，让福贵的扮演者葛优成为影帝，也让当时只有33岁的余华名声大噪，他成为先锋派作家的领头人。
在80年代的文坛，总有人将余华与路遥的作品拿出来探讨一番。
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，不同的是余华亲眼看见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，路遥却没那么幸运。
他的创作之路，漫长而崎岖。
06
80年代的文人们在新旧嬗替的变化中的种种面容，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，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，有的已面目全非，有的依然清澈。
2010年的最后一天，史铁生去世了。
距离他60岁生日，还差5天。生前他早已写好遗愿：“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。”
那是一个寒冬，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，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。
左二为顾城，右一为北岛
人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。
转眼离创办《今天》刊物杂志过去四十多年了，已75岁的芒克不是个怀旧的人，也不再写诗，面对想要窥探80年代的后生，他说：
我从来不会怀念任何年代，我觉得现在挺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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